「我錯了，我負全責」 祖克柏國會證詞出爐
「我錯了。我很抱歉。我創立臉書、並經營臉書，我對過錯負全責。」33歲、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社媒企業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後天國會眾院作證的證詞今天出爐。如外界預測，他將臉書從假新聞、外國干預大選、仇恨言論、個資誤用等一連串錯誤，全攬在自己一人身上。
祖克柏明、後兩天應參、眾兩院出席聽證，不僅牽動著臉書未來命運，國會議員是否將立法監管影響力日益鉅大的社群媒體平台，更是各方關注的焦點。今天公布的證詞中，祖克柏的說法和上周並無二異，他說，臉書是一個懷抱理想和樂觀的企業，這個平台成立以來存善念促進人際交流、平民發聲、創建社群，例子包括#MeToo運動、為活命而走，為哈維颶風災民募款2000萬賑災金，也協助7000萬家企業拓展商機。
但臉書失職，並未做好足夠的防範工作來避免惡人利用此工具做壞事。「不能只是人際連結，這言論必須不傷害他人」，祖克柏說，透過臉書平台發聲，但這言論必須不傷還他人，或是散佈假訊息。
做這些防範措施需要時間，祖克柏承諾「將做對的事」，也對保障全球用戶個資的做法，列出工作清單。
祖克柏證詞中詳述這次個資外洩的始末，劍橋大學研究員寇根(Aleksandr Kogan)開發的個性心理測驗軟體， 超過30萬臉書用戶使用並同意分享個人和其朋友的部分個資，在那期間， 寇根取得數千萬人的資料。
2014年，為了預防類似應用軟體被濫用，臉書加強控管，類似寇根開發的類似應用軟體無法再取得用戶朋友群的資訊；2015年，臉書從英國衛報記者得知，寇根已將他先前透過應用軟件所獲取的個資，和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分享。祖克柏說，這違犯臉書「禁止應用軟體開發者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分享資訊」的政策，臉書除了將寇根的應用軟件從臉書平台撤除，並要求寇根和劍橋分析公司刪除不當取得的資料。「他們最後如此做了」，但祖克柏說，上個月發現，劍橋並未依承諾刪除所有資訊，臉書立即中止他們的臉書使用權並與英國資訊委員會辦公室合作，對劍橋分析公司展開調查。
祖克柏的七頁證詞也詳述俄羅斯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的始末，和臉書亡羊補牢的做法。包括臉書、推特等社群媒體代表去年在國會作證時已承認，2016年大選期間被俄羅斯域內管理員操縱的「網軍」(troll farm)，以購買廣告方式干擾大選或炒作爭議性話題。
被輾碎的「科技樂觀主義」——從坐困愁城的Facebook看起
在過去兩年，社交媒體開始重新被從各種角度檢視其問題。幾十億使用者每天生活於其中，一度領導世界、連結整個地球的英雄，提出終極解決數位落差的基礎公益計畫，卻在假新聞爭議裡，被用來當作關鍵傳播感染錯誤認知的管道；在「通俄門」（Russian Gate）事件中，被視為讓俄國特務伸手影響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媒介之一。
最初馬克．佐克伯（Mark Zuckerberg）對於Facebook被指控介入總統大選嗤之以鼻，認為這種想法很瘋狂；到後來被指出被濫用、操控的證據痕跡後，決心要「與人為善」，改變用戶首頁「動態消息」的演算法，流通更多親友訊息、更少粉絲專頁更新情報，付出「利潤減少、人們使用Facebook的時間減少」這樣的代價也無所謂。
不過《連線》雜誌的3月號封面是一張佐克伯的照片合成肖像畫：額頭上、側臉帶著血跡、眉尾貼著繃帶，扭著頭試圖表現出「一切仍在控制中」的細緻神情。相較於這十多年來他的公眾形象，這是一種截然不同以往矽谷菁英、年輕的世界首富行列成員，統治著數十億使用者，用絕對客觀的數據治理新媒體帝國，而且是多少年輕人創業偶像的面貌。
《連線》雜誌3月號的文章刊出之後，引起了相當大的迴響。美國國家公共廣播公司（NPR）、許多的平面媒體，甚至連reddit網路社群都做了節目專訪作者的後續報導。
新創公司與資訊科技如何創造了過去的20多年的繁榮面貌，透過網路改變了全世界；但是從一開始建構數位烏托邦的基礎勞動問題起，這種改變就同時帶進了數位落差、失業、文化衝突、價值等種種問題，深深地影響了整個世界。在科技創新的風潮下，過去一直是這樣的改變「理所當然」的數十年：彷彿只要青年人有著創業精神，傳統的資源鬥爭、種種困難就能夠被甩在身後；新陳代謝的「理直氣壯」，擁有大型跨國資本的國際團隊，宛如內建不證自明的正當性，來介入在地媒體與內容的資源爭議。
那張帶著血跡、很難相信竟然會沒有馬上擊倒對手的佐克伯肖像照，正是代表著這種複雜的心情轉變，以及「技術樂觀主義」的黯然倒下。
另外一張照片，充滿自信的Cambridge Analytica執行長尼克斯（Alexander James Ashburner Nix）帥氣地對演講的觀眾演說的肖像照，從過去幾個月開始已經成為公眾的焦點：是另外一張社交媒體時代的「公共臉孔」。因為這家公司攫取了Facebook使用者至少超過5千萬筆的個人私密資料，在未經任何個人用戶同意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工針對個別使用者設計提供訂製訊息，影響他們的認知與最終的選舉投票行動。
Cambridge Analytica這家「全球選舉管理機構」，自身就是一個「點擊誘餌」（clickbait）。
為了要讓這個團隊與劍橋大學有關，所以取名叫做劍橋，甚至在劍橋附近臨時租屋來扮演公司運作。這家公司不只分析所取得的社交媒體資料而已：其母公司策略溝通實驗室（SCL）擁有軍事部門，跟各國政府合作，簽署合約推動社交媒體上的「滲透活動」，影響民調或大選、公投等投票結果。在英國BBC Channel 4的紀錄片中，側錄到尼克斯自誇其母公司如何以散布「訊息」等方式，「介入」超過200場以上的選舉。
這場資訊戰爭戰場前沿的最新一位「吹哨者」──懷利（Christian Wylie），現年28歲、加拿大籍、熱衷政治的年輕英國自學資料專家，一年多後離開Cambridge Analytica，並且跟衛報記者卡德瓦拉德（Carole Cadwalladr）坦承自己錯了，後悔創造出一個資訊時代的科學怪人，就算違反保密協定，他也要出來揭露所發生的一切。他意識到自己在幫巴農（Steve Bannon），這位後來進入美國白宮一度擔任幕僚長的極右派激進人士，打造專屬的心理戰機器：
「…那跨越倫理界線的，是你在玩弄整個國民的心理，沒有取得任何人的同意，或者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正在發生。」
最近的中國關於「社會信用」的新聞喧囂塵上。人們熱切地議論著相對自由的幸福與可貴，卻忘記科技從來不是能夠被拘禁在國家疆界內的瓶中精靈，而是在權力、資本與公民意識之間角力與平衡的「訓練有素的狗」。失去了心中底線，我們與我們所創造出來的社會、裡面的種種機制，隨時就會變成千里之外、殺人無形、囚禁人們的工具。
倘若我們還是維持著對科技的天真素樸態度，低度資源與不切實際的樂觀期待，會創造出什麼樣的結果？其中一個可能是，將會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不受社會控制的科學怪人。如果不主動的務實介入，我們最終會面對社交自動化的根本問題：一個人性沒有底線的人類農場，與新型態商業模式的自動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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