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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柔縉: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最近這個冬天,我在一個民間學苑上課,講日本時代的衣食住行,八十歲白髮學員不少,那是他們親身存在的時空,所以,也是去採訪。

一天上課前,一位女學員很禮貌來致歉,我請他們寫一個自己與日本時代相關的故事,她說她在戰爭結束前兩個月出生,沒有故事,另一方面也忙,還沒能回家鄉問老母親有甚麼值得說的記憶。

我第一個反應,笑稱「哦!你也當過日本人!有日本名字嗎?」然後,聊著聊著,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跑出來。她說,戰時有美軍飛機來轟炸,有一天,飛機又到村子頭上,全家急成一團要逃,阿公叫母親快跑,「查某仔不要緊啦!」不要管躺在床上的小女嬰。阿公重男輕女,但母親捨不得,還是趕緊抱起,躲到屋外的防空壕。後來發現,空襲過去,房內的床留有彈痕。她笑著說:「要不是媽媽,我早就沒命了!」

我想到自己家裡的戰爭記憶。

長輩口述 讓故事永遠留下來

我們住的鄉鎮挨在濁水溪南不遠,阿公約有三甲地,一甲的溪埔地租給佃農。「日人尾」(台灣人稱日本時代最後幾年),美軍轟炸機B29動不動就來空襲,農人在田間無法安心耕種,佃農「做無」(沒有收成),索性把地還回來。一下子,鐵線草長得奇高,阿公借了親戚的牛去翻土,爸爸跟在牛後面用腳把草踩進土裡。阿公又跟阿衡仔叔公討了短短的蕃薯藤苗,叔公不保證種得起來,但當時農田荒蕪,作物缺乏,能得點小苗,阿公已非常感謝。結果,鐵線草埋進土裡,成了最好的有機肥料,半年後,蕃薯個個肥大;爸爸跟我說這個故事時,用雙掌合捧來形容。

戰爭的最後一、兩年,台灣各方面更形殘破,一切物資都少,米和豬肉要配給,對農家這兩項監控得厲害,對蕃薯卻放任自由。於是,阿公每一天去田裡挖蕃薯,每天載一牛車回來,約莫一千台斤,倒在家後巷子。鄉人聞風而來,一天就賣得一千圓。一千圓是非常大的錢,小學老師一個月才領八十圓。爸爸說,「賣到心會燒」。

阿公先前在公學校後方買了一塊地,欠日本勸業銀行台南支店三千多圓,十幾年還不完,利息壓力愈來愈重,沒想到賣幾天蕃薯,就還清了。這塊地後來分給爸爸這一房,也是我們兄弟姐妹五人能繳出學費、安然成年的後盾。雖然,那塊地不得不賣掉,但故事永遠留下來了。

家族記憶 不計大小都該流傳

我總鼓吹朋友,回家去問阿公阿媽爸爸媽媽,去幫他們做口述回憶。由於日本時代記憶曾經長期無心被撫觸,此時再去挖掘,相信更會有許多意外,驚聞許多從來不知道的家族舊事,激盪難歇。

一位好朋友真去和她爸爸聊了,就大呼驚奇,長到四十幾歲,她從不知道祖父留過學,念過東京的「目白中學校」,終於才知道為什麼家裡有坐在雪地的泛黃照片、為什麼有刻著「目白」的網球優勝紀念牌。

時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記憶不能只靠幾座古蹟和英雄書上的幾個人,故事不計大小,都值得流傳。誰又能預料哪個故事會在哪個心靈發光與發熱呢?(本文作者為作家)



【2009/02/1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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