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UB石雅惠老師的教學部落格

印度媒體發達，資訊自由，尤在二零零五年通過更周延的「資訊權利法」後，國民均可依法向政府機關申請施政問題解答，印度偏僻小村的一位盲人，眼盲但心不盲，因此揭發了地方政府將工程費中飽私囊醜聞。

住在印度西部古茶拉底省拉杰庫特地區的盲人拉特納吉，不畏權勢，屢向有關當局提出「資訊權利法」申請，獲得官方書面文件解答，也揭發了許多地方官員貪瀆情事，包括地方向中央呈報完工的地方建設工程，實際卻根本沒有動工或是半途停工。

由於拉特納吉擁有的官方書面證明資料，村里居民因而發動示威抗爭，施壓地方官員。拉特納吉和家人也因而經常遭到地方官員或不肖利益團體的威嚇，多次要求拉特納吉收手。

但拉特納吉告訴媒體說，他完全是為了村民的福利與村里的發展，也在證明自己眼盲、心不盲。

「印度斯坦時報」今天獨家專訪報導，拉特納吉所以決心挑戰貪官污吏，是因為在一次參加村里會議時，詢問村里工程的進度，遭到村民取笑他眼盲，是地方的負擔，要他在家蹲著，莫管閒事，他在受辱之後，誓言要在村民之前展現自己的能力與貢獻。

他說：「貪官污吏現在對我的施壓，還不如當初我眼盲受到的羞辱來得嚴重，我一定要提起很大的勇氣，對抗有權有勢的人。」

如今，拉特納吉的孤軍奮鬥，博得了所有村民的肯定與支持，全村匯集了一股圍繞在他身旁的力量，迫使地方官員不得不一一兌現或進行既定的工程建設計劃目標。但拉特納吉表示，他感謝政府嘉惠人民的「資訊權利法」政策，也感謝政府官員大公無私的提供相關資訊。

什麼都漲，就是薪水不漲，怎麼辦？英國女老師凱絲‧凱利決心進行省錢大作戰，平均每天只花一英鎊（約台幣56元）過活一年，最近完成「壯舉」。如此微薄的生活費，一天花費相當於半杯星巴克咖啡，她是怎麼做到的？

47歲的凱絲在布利斯托市一所英語中心任教，她早就覺得現代人太浪費，自己1萬英鎊的年薪也常花得涓滴不剩；因為弟弟即將結婚，她想送份像樣的禮物卻沒有錢，因此痛下決心，展開一年每天只花一鎊的生活。由於房租和電費已預繳一年，她只需應付衣、食、行和社交即可。

統計顯示，英國年輕女性一周的平均消費是289英鎊（約台幣1萬6270 元），凱絲的預算不到40分之1。一般女性日常支出依次是服飾、化妝保養品、社交和電話費。

凱絲最先犧牲的是衣服和化妝品，其次是手機，本來搭公車上下班，也改為騎單車。問題是她父母住在另一個城市，她不願打長途電話說明她的「實驗」，於是搭便車上路探親，居然發現不開車也行。她甚至還搭便車到法國去看弟弟，每回弟弟說要出去吃飯，她就假裝頭痛，居然都沒有穿幫。

食物是最大支出，每天她會在肉店和超市快關門時去買減價商品，用肉店不要的雞骨架煮蔬菜湯成了她的美食，有試吃機會當然絕不放過。以往下班多和朋友在酒館小酌，現在儘量謝絕邀約，不然就是到了酒館只點白開水，或帶著自己做的三明治和咖啡到公園野餐。洗髮精、牙膏等用品則靠業者發送的樣品打點。

凱絲覺得最難省的是娛樂費，解決之道是盡量利用健身房、游泳池的免費試用券，多注意報上的電影、音樂會贈送票。每有大型活動像圖書館百年慶等，凱絲例必出席，因為這類活動通常有免費自助餐招待，藝術展開幕典禮或新書發表會也是她和朋友聯誼的良機。

一年下來，她只有一次超過預算，那次是為了看牙醫。但她也有「外快」，一年來共在地上拾到117鎊的零錢，將近她一年生活費三分之一。她最高興的是因為做志工獲得一周假期，在有機農場採蔬菜時認識了男友。

朋友曾澆她冷水說，一英鎊過一天，除非搬到孟加拉，或只買食物。凱絲卻真的做到了，她說，原本頗為自己的獨立自主自豪，一年下來才知道早就淪為金錢的奴隸而不自知。原本不停的買根本沒穿過的衣服和鞋子，書買了從來不看，冰箱的食物、化妝保養品經常擺到過期。如今一年期滿，她養成省錢習慣，現在一天的預算提高到5英鎊（約台幣280元），她已經覺得富裕得不得了。

美國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已正式提名莎拉裴林為該黨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候選人。依常理判斷，美國女權團體既然主張「女人選女人」，應該樂見裴林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性副總統，但事實不然。民調也顯示，女性選民的投票意向並未改變。

自一九八○年開始，美國女性在每次總統大選中投票的比率都超過男性，而且女性支持民主黨總統、參眾議員的比率遠遠超過男性，形成了不可輕忽的「性別差距」。一九九二年，女性當選國會議員的比率首次超過百分之十，民主黨的柯林頓也因得到女選民支持當選總統，該年也因此被稱為「女人年」。而美國女選民會比較青睞民主黨，大致不外兩大原因。

首先，在婦女政策上，從一九七○年代起，民主黨國會及各州議員明顯地支持墮胎自主權、兩性平等教育、托育、親子假、改善婦女健康、婦女就業優惠行動等法案。

其次，自一九八○年代起，民主黨在歷屆各級選舉中，提名與當選的女性比例大幅超過共和黨。例如，美國至今只有三十五位女性擔任過參議員，其中就有二十二位是民主黨，而現任的十六位女性參議員中，有十一位是民主黨。在本屆七十八位女性眾議員中，有五十七位是民主黨（其中裴洛西還當上了眾議院議長）。至於八位女州長，有五位是民主黨。民主黨也於一九八四年，提名了史上主要政黨的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候選人。

基上，美國最大的民間婦女團體「全國婦女組織」，在馬侃提名裴林的當天，即發表一份名為〈不是每個女人都支持女人權利〉的聲明，表示裴林雖為女性，但從她的紀錄及發言看來，她不可能為女人說話。聲明強調，女性權益應受到每一個階層的支持，但並非每一個女人都支持女人的權利。

另外，專門為女性候選人籌措競選經費的女權團體Emily's List，也公佈民調結果，百分之五十二支持歐巴馬和拜登，只有百分之四十一支持共和黨人選。

不論是從裴林有五個孩子，還曾當選過阿拉斯加小姐第二名的背景來看，或從裴林反墮胎，反同性婚姻，支持死刑、合法擁有槍枝、對累犯加重其刑、擴大軍力的保守立場來看，希拉蕊的支持者及女權團體確實很難買她的帳。但從裴林的提名演說受到現場及媒體歡迎的程度來看，裴林不僅能幫助馬侃鞏固保守派票源，也能爭取到一些中間及尚未有定見的女選民。

首先，對希拉蕊未獲提名感到失望的女性選民，或許會認為，美國能有一位女副總統是好事。其次，女權團體長期宣傳「女人選女人」，對女選民已產生一定的影響。再者，難免有女選民會想，非裔只佔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歐巴馬都能成為總統候選人，難道「玻璃天花板」不該就此被打破嗎？最後，共和黨過去表現不好，馬侃都能有此「創舉」，難道不應該讓兩黨從此良性競爭嗎？

裴林的入夥，已為美國詭譎多變的總統大選，增添新變數。無人可預知大選結果，但可確定的是，不論結果是誕生了第一位非裔總統，或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它都將是美國的第一次。

新學期才開學，上海已發生四起初中生自殺案；上海教育界人士呼籲，學校應加強對學生進行「珍愛生命」教育。

香港中通社報導，二日上午七點四十分，一聲悶響打破滬西仙霞路四八六弄居民小區的寧靜，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十二歲男孩小凡（化名）從六樓窗口一躍而下，十幾分鐘後不治身亡，當天是小凡初一生活的第二天，父母給他穿上整齊校服，父親到樓下推車，等他下樓上學，母親也走到了樓下打算上班，就在此時，小凡竟結束自己年幼的生命。

另三起事件均發生在九月一日。一日凌晨，楊浦區延吉東路一三一弄，十四歲的女學生從四樓家中跳下，雖暫無生命危險，但可能導致失明；當天清晨五點，浦東菏澤路中大麗都小區十五歲的男孩，從八樓窗戶墜落，受重傷；上午九點，嘉定區曹楊二中附屬江橋實驗中學，一名初中生因被留級想跳樓輕生，被警方勸回。

為何學生會選擇自殺方式來解決問題？一名小學生家長講述讓他很震驚的事情：老師上課對同學說，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後就不能復生，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誰知兒子的一個同學竟搶著說：「死了不就是沒有血了，補補血就可以了。」兒子回來當笑話和家長說時，家長還沒理解是什麼意思，後來才想起來，這是孩子玩遊戲時的情景，小孩子根本搞不清楚遊戲是假的，或許他們認為跳樓不會死吧，補補血就可以了。

上海市教科院德育研究室與諮詢中心主任謝詒范認為，目前中小學生對生命的意義理解比較偏頗，甚至一些學生認為生命可以重來，死了還能復生。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整個社會過分強調分數的重要性，似乎只要學生成績好，其他一切都無所謂，於是生命教育往往被忽視。

謝詒范建議，讓孩子在讀書之餘，有更多時間去體會歡樂的童年，在歡笑聲中漸漸明白生命的價值。

台灣目前最大的挑戰，並不是經濟成長趨緩，也並非政治不夠清明，而是台灣實在太醜了。

一個政治人物有了洗錢的嫌疑，整個社會都亢奮起來，現今反對他的人，和當年支持他的人，懷抱著的都是同樣的直接情緒，吼叫的聲音和憤恨的內心間，一根腸子通到底，總是少了一些知性的反思來做緩衝。

違章建築蔓延 到處搶車道

事實上，這樣直接而明白地表露內心世界的生活方式，不只是在政治意見這個場域，它同時也貫穿休閒生活、物質抉擇、家室安排，甚或集體認同建立的過程（譬如奧運棒球中華隊出戰美國隊時，那些淒厲地要求陳金鋒打全壘打的呼喊）。廿年來，ＫＴＶ風靡全台，但如果你仔細聆聽，每個包廂的歌聲多半荒腔走板、令人不忍卒聽，然而陶醉中的唱者卻往往渾然不覺，這種旁若無人的粗野，當然也表現在違章建築的肆意蔓延、大樓外側冷氣管線張牙舞爪，還有無處不在的搶車道、爭風吃醋和各類嗆聲。

當社會大多數人的人生都聽從那「動物性的衝動」，知性的反思自然不可得，而少了這反思，我們的社會生活與心靈風景就沒有退縮方可得見的層次感，當然，也不會有鳥瞰大局、超越性的「洞見意識」；舉目四望，當生活中只有立刻滿足的行動主義，我們的語言舉止、對空間和物質的安排、身體的運動和展演，自然就不會美麗起來。

進入工作場所 靜謐有效率

然而，我們也同時發現：上一刻仍在街上橫衝直撞、捨我其誰、勇敢嗆聲的台灣人，一旦進了自己的工作場所，立刻地，他的武勇便不見了，他開始呼吸勻稱起來、靜謐而有效率地做完該有的ＳＯＰ││自願地融入公司或工廠這個大家庭。長期觀察這高反差的現象，我慢慢發現：原來，台灣製造業的發展，竟是「醜之台灣」的內在根源。

所有的生產形式裡，體力勞動總帶著最邪惡的印記，因為環繞著工廠這一集體性組織而形成的生產過程中，工作者必須泯除自己對工作的主導權，而把自己的身體完全託付給管理者；工廠為了達到最高效率，天生的，就必須不帶感情地把人當成機器一樣看待，施加以精準而不含糊的控管。不管是工作者還是工廠老闆，產品（或工作）都不是他們生命樂趣的來源，而只是換取貨幣的手段。

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人們日復一日裝填著心理壓抑與創傷，也追尋著高快感的抒發宣洩氣口，既然日常生活滿溢著的，都是這般「武勇思緒」，那身邊的各種物質自然不能給你多大啟迪；反之，我們對物質所施為的，則是各式恣意的擺布、過量的消費（例如不在乎味覺的吃到飽餐廳）、炫耀物質最粗淺的象徵符號（例如開三叉戟標誌的黑頭車）、或透過對物質不問意義的放肆支配（富商總是要拿ＸＯ乾杯拚酒），來彰顯自我瞬間自由的無上快感。

醜之台灣 該走回歷史去

當然，這種權力對抗性的解釋，並不能完全解釋全部的台灣製造業（台南的奇美實業與台南幫，曾經創造出有韻味的合作式勞資關係）成長歷程，但毋寧的，它相當有力地詮釋了戰後台灣經濟奇蹟的社會集體心理圖像：人們為了擺脫貧窮、追求經濟自由，而終究犧牲了與社會萬物間得以細緻對話、沉思意義的從容相處可能，而僅能委身在一種緊張壓抑與即刻發洩的循環中，自始──拚經濟便是不太能和溫良恭儉讓相容的。

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應該會對「醜台灣」這個歷史事實有更多的同情，也會對台灣政治、經濟、企業的世代交替寄予無限期望──「製造業台灣」已經完成歷史任務，現在，是應該走回歷史中去的時候了……。（本文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數位時代》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