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路上無意間發現的
大大名言:"鴨尾仔的阿公是鈴鼓手"
實在太可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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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報紙出現了「知名歌手開唱,幫粉絲逼婚」的新聞。男主角在演唱會主辦單位的安排下突然捧著花束上台,並由歌手協助拉起「XX(女主角暱稱)嫁給我吧」的布條。然而任憑歌手在台上搞笑幫腔,女主角就是不上台。歌手只好使出狠招說:「開始倒數卅秒,女主角再不上台的話,就是拒絕。」女主角趕緊上台,接受男主角高跪獻花與求婚戒指。
公共場合求婚 蔚為風氣
女主角的心境轉折,單憑新聞報導不得而知。然而此種在公共場合求婚的舉動,卻隱然有逐漸增加、蔚為風氣之勢。最近就有消防隊員邀請女友觀看其高樓火警救災演練。然活動即將結束時,該男生突然跑上高台拿著擴音器大喊:「我愛妳,請妳嫁給我!」然後高空垂降,跪地送上鮮花說:「不答應,我就再跳一次,但這次沒有繩索了!」事先不知情的女主角嬌羞點頭。
還有男生利用朝會或畢業典禮,或者包下一艘觀光輪,或包下戲院在電影結束後放映一段愛情長跑影片,或者與電器賣場工作人員事先串通讓所有電視畫面都是女友的照片,總之都是男主角在親友與陌生民眾面前,手捧玫瑰說:「請妳嫁給我吧!」而不知情的女主角或驚喜、或啜泣,連圍觀民眾也一塊起鬨高喊:「嫁給他!」
親密關係本來是兩個人相互的事情,但是社會預設了男性是採取主動攻勢的一方。第一次約會、初吻、求婚,固然都是值得回味紀念的重要人生紀事,需要營造浪漫、令人難忘的情境。只是經過媒體的推波助瀾,這些求婚儀式卻愈來愈公共化與戲劇化。
然而這種「如果妳不答應,我就…」的喊話,雖然只是開玩笑,卻也有點情感要脅的味道。有位男性大學生追求感情遭拒,於是徒步環島,企圖證明自己的真愛,以挽回女方的心。電視竟然為此男進行報導,讚賞他的癡情。電視前的觀眾,也開始同情此男,認為女方應該要為男方舉止而感動。
如不配合演出 如何收場
將私密的親密關係公開化,在親友甚至陌生人面前公然求婚,有可能是藉由啦啦隊來對女方施壓。即使兩人的感情無庸置疑,是否進入婚姻關係,仍然有許多不同的現實考量。很難想像上述公開求婚場合,在眾人期盼與助威的眼神下,女方除了「我願意」之外,還可以有什麼不同的反應?女主角如果當下不配合演出,這齣戲該如何收場?有了公共輿論的壓力或加持,「我願意」的純度會不會引含了雜質?
有趣的是,這些男人說的幾乎都是「嫁給我吧」,而不是「我們結婚吧」。某種程度也反映了婚姻的男主女從的不對稱關係。在婚前,男性往往願意費盡心機與金錢來進行追求;如果能夠把這種愛的心意(而不是形式)持續用在婚後的具體行動來讓太太與小孩快樂的生活,這倒是人間美事一件。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2008/10/16 聯合報】
【聯合報╱記者蔡惠萍/台北報導】
阿潼請攝影師朋友幫她拍下「單身的最後一天」,陪同她前來的魏廣文(右)「順帶」入鏡,結果成了兩人唯一的婚紗照。圖/李孟偉提供
妳有沒有勇氣跟一個見面不到廿四小時的男人步上紅毯?出過好幾本日本美食旅遊書、在網路上小有名氣的美女作家阿潼,在卅三歲生日當天結婚,她和網友從第一次見面到點頭答應求婚,只用了一天;一個月後兩人就公證結婚,沒辦婚禮,婚後也沒住在一起,非常另類。
丈夫魏廣文大阿潼三歲,曾擔任前證交所董事長吳乃仁秘書,現在是平凡的上班族。兩人的月老是網路,但不是交友網站,而是在最近非常火紅的「微型網誌」(http://www.plurk.com),因為留言而結識。魏廣文強調,他是先被阿潼文字所吸引,後來看到照片才被電到,阿潼當場吐槽說:「如果上面的照片像蔡頭,你還會這麼說嗎?」
兩人在網路及電話上不分晝夜地交談了一個月後,八月卅日,魏廣文鼓起勇氣告白:「再這樣下去,我會愛上妳!」阿潼要他先傳照片來,看到的卻是一張糟透了的照片,阿潼當場「冷掉」,讓在情場向來無往不利的魏廣文大為受傷,但還是哀求她「至少見個面吧」。
上月四日,兩人首次見面,情場浪子的魏廣文,緊張得像個第一次談戀愛的大男孩般不知所措,餐桌上,他跪下向她求婚,她當是玩笑;翌日,第二次約會,他又求婚,阿潼依舊不當一回事,他出人意表地說,「妳要不要先『驗貨』,再決定要不要繼續跟我交往?」於是,該發生的就這麼發生了。
深夜,魏廣文帶她到位在八德路可俯瞰夜景的公司大樓露台,眼前炫耀夜景,曾在早稻田大學進修的阿潼忍不住脫口而出「美得好像日本偶像劇的場景啊」,魏廣文第三次下跪,他成功了。
阿潼對他說,結婚就兩個日子,「要不你生日,要不我生日。」於是就在十月十二日阿潼生日當天公證結婚,前後只花了十五分鐘。不過,因為婚結得倉促,連房子都來不及找,這對夫妻晚上還是各自回家。
不過,他們打算明年結婚周年當天辦宴會,「撐了一年才請客,代表我們不是『假結婚真詐財』,很有誠意吧!」
【2008/10/15 聯合報】
首先,教宗提醒世人不要盲目地追求財富。身為教宗,他的這種談話乃是意料中的。比較特別的是英國布朗首相的談話,他說世人應該建立一種基於道德感的金融制度,在做冒險性投資時,一定要負責任。
銀行倒閉 雷曼老董無傷
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一位議員指出雷曼兄弟的董事長從公元二千年到現在,一共拿到了將近五億美金的錢,銀行最後倒閉,他的財產絲毫無損,而股東所持有的股票卻化為烏有。他說這種做法是利潤私有化、損失公有化,極不道德。
更深沉的問題乃是在於這一代年輕人的價值觀。在我的時代,美國的菁英分子也喜歡冒險,但他們多半在科技上努力工作,設法造出最好的電腦、最快的戰鬥機、送人入太空、建造網際網路等等。當時,菁英分子都想成為科學家或是工程師。他們都是辛勤工作者,他們所追求的是科技上的卓越。美國之所以強盛,就是因為有這些人在埋頭苦幹,使美國在科技上遙遙領先。
菁英分子 華爾街紙醉金迷
曾幾何時,在科技上追求卓越,已不是美國菁英分子的興趣,他們人人想去華爾街。在華爾街,當然不是做一個存款銀行的行員,而是要做一個操盤手,大做垃圾債券、連動性債券、衍生性金融產品、債務抵押債券、信用違約交換等等。這些五花八門的花招,外人很少搞得懂,他們卻美其名為「產品」。只是,這些產品和引擎、積體電路和特用化學品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社會 拜金主義正橫流
為何現在的菁英分子如此喜歡玩金錢遊戲,而不肯辛勤地從事科技研究?誰也不能精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最重要的是美國社會最近拜金主義的流行。
在過去,甘迺迪總統曾試圖注射一些理想主義進入了美國的社會,使美國人多多少少注意到公益。遺憾的是,現在,這種理想主義已經沒有任何社會的意見領袖倡導,難怪很多年輕的菁英分子變成了庸俗不堪的惟利是圖者。
辛勤工作者 我們才該崇拜
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該崇拜誰?我們應該尊敬那些在田野裡和工地裡流汗工作的農人和工人,在學校裡認真教書的老師,建立工廠和各種企業的企業家,在各企業裡小心翼翼工作的工人、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在研究室內絞盡腦汁的研發人員,在政府服務的公務員,在金融機構真正替企業和人民服務的人員,帶給我們快樂的演藝人員、音樂家和運動員。凡是努力工作者,都應是我們尊敬的對象,因為是他們使我們能過好日子,是他們替我們建造了一個很不錯的國家。
我們應該鄙視那些用我們的錢豪賭的金錢遊戲者,他們最多能替我們打造虛幻而短暫的繁榮,但他們卻會在一夜之間使無數辛勞的人民受到嚴重的打擊。
(本文作者為暨南、清華、靜宜大學榮譽教授)
【2008/10/12 聯合報】
有人問我:經濟大崩壞的時代,我們能做什麼?政治人物這麼貪婪目無法紀的時代,我們能做什麼?
我想一想, 這麼大的問題 ,一時似乎沒有比較好的答案。
最近參加了「流浪者計畫」的評審,倒是遇到幾位使我覺得篤定踏實的年輕人,好像又使我有了信心。
「流浪者計畫」每年甄選大約八名左右的年輕人,審核了解他們提出的「流浪」計畫,每一名資助大約十萬台幣左右,使這些年輕人「流浪」「學習」「認識世界」的夢想可以實現。
「流浪者計畫」今年已經是第四年,前面幾屆有到印度拜師學西塔琴的,有到滇藏邊境騎三個月單車寫作報導文學的,有到陜北窯洞跟當地老太太學剪紙的,他們大多在當地停留二至三個月,學一門手藝,或做一件事,完成自己年輕的夢想。
年輕朋友這幾年流行說一句話:「現在該做的事沒有去做,將來就會後悔!」
「後悔」大概是一種心靈上的「衰老」吧,其實不一定與年齡有關,許多三十才出頭的人就可能因為失去夢想,終日陷溺在悔恨與忌妒他人的瑣碎口舌是非中過日子,原地踏步,人生沒有進步,很容易未老即先衰了。
可是「流浪者計畫」的年輕朋友走出去了,走到廣闊的世界,觀看豐富遼闊的大自然,觀看不同文明多采多姿的歷史文化,學習艱困勞動中的創造力與堅毅的生命意志。他們與「經濟的大崩壞」擦肩而過,看到富有,也看到貧窮。看到城市富豪階級,可能因人生失去夢想,變得貪婪而貧窮;也可能看到偏遠村鎮儉樸生活的樸實百姓,安分、無憂無慮,勤勞工作,善待他人,擁有真正生命的富足。
無論多麼富豪,擁有多少銀行帳戶,失去了夢想,其實就是貧窮;物質生活雖然簡單,不放棄對生命的期待與渴望,就是一種富有。
今年甄選的「流浪者」有使我特別印象深刻的。
一位卅歲的年輕人,斯文儒雅,默默做了十年的遊民輔導工作。他熟悉台北這個都市每一個角落遊民棲居的地方,萬華的某一個廟埕附近,台北火車站的西停車場。他和一些義工定期帶這些遊民去洗澡、理髮,或者,如果他們自己願意,幫助他們就業,重新面對曾經令他們恐懼逃避的社會。
這個流浪者將用兩個月的時間到日本,觀察比較成熟社會裡遊民的結構、組織,以及整個社會對待遊民的態度。
我感謝這位遊民的「朋友」告訴我許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在我童年的時候,台灣是沒有「遊民」這個名詞的,有的只是充滿鄙夷輕視的「叫化子」、「要飯的」或「乞丐」。充滿「鄙夷輕視」大概即是一種心境胸懷的「貧窮」吧!
另外一位廿多歲的女性,短頭髮,颯爽英氣,眼睛明亮,她的「流浪」計畫是到柬埔寨做登革熱醫療。
出身醫學院,在中研院生物分子研究所工作,有漂亮的學歷、經歷,有穩定的工作收入,但她辭職了。
「為什麼?」我問。
「我想把研究室的工作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三個月夠嗎?」
「我需要八個月」她很篤定的說。
我至今常常在腦海中浮現這位女性煥發著亮光的面容,像朝日無垢盛大的光明。
謝謝他們,使我對經濟的崩壞沒有那麼驚慌;謝謝他們,使我在對政治的沮喪裡沒有對人性失去希望。
(本文作者為聯合文學社長)
【2008/10/04 聯合報】